古建筑为何常遭“破坏性保护”？
故宫周边建筑限高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日前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一个惊人观点：“在体制机制没理顺时，我们的古建筑修缮宁可停一停。”院长说得很委婉，其实用通俗的话翻译一下，大概就是“等找到会修的人再修，不会修别瞎修。”
这个观点听起来很奇怪：古建筑修缮年年讲月月讲，我们本该有丰富的维修经验和管理机制才对，单院长怎么会说体制机制没理顺？体制机制又为何如此重要，没理顺前宁可不修？这一切都要从“破坏性保护”说起。
一、何为“破坏性保护”？
破坏和保护，两个意思相反的词，凑在一起颇有种荒诞感。从字面意思理解，是用破坏的手法进行了保护，用老百姓的俗话讲，就是好心办了坏事。
历史上有不少破坏性保护的例子，大多出于人们的无知。比如大跃进时期，麻雀位列“四害”之一。人们认为麻雀吃粮食，对人类有害，为了保护粮食掀起了全民捉麻雀运动。后来事实证明，麻雀主要吃害虫，大量捕杀麻雀后，庄稼地里的害虫增多，反倒使粮食减产。几年之后人们才算过这个账来，把麻雀列为了益鸟。
以保护粮食为初衷，以粮食减产为结果。捕杀麻雀事件可谓名副其实的“破坏性保护”。而今的“破坏性保护”更多用在古建筑上面，相对专业的解释如下：
“保护性破坏”，是指在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中，对文化遗产超载开发或错位开发。比如盲目清理文物建筑周边环境，文物历史环境氛围丧失殆尽；比如周围建筑风格与古建筑严重不协调，破坏了古建筑独特空间环境；比如追求“整饰一新”，甚至“拆真文物，造假古董”，破坏了历史信息，损害了文物完整性和真实性。凡此种种，其危害并不比屡遭批评的“建设性破坏”小。
古建筑是我们中国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这个道理谁都懂，谁也不会主动破坏它们。但现实是小到家族祠堂，大到万里长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建筑都笼罩在“破坏性保护”的阴影里，搞不好哪天就被“保护”坏了。这种阴影，就是单霁翔院长说的体制机制问题。
二、专业技术不合格：古建筑保护不能靠招标
让合适的人干适合的事，这是现代企业管理最基础的一个道理。于是在建筑、装修方面，人们想出了招标这个办法，通过招标找到最合适的施工方，由他们来完成工程。这样的方式在大多数工程上都是合适的，但在古建筑上，往往会出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专业性。单霁翔在担任故宫院长前，曾长期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考察过各国文物保护和古建筑保护。他介绍说，东西方古建筑是两种东西，保护方法也完全不同。
例如日本唐招提寺的修缮，是把大殿分解后，各个部件都拆下来全部编号，一一修复，然后加以复建；而希腊人对神庙的损毁并不加以修复，历史原状和新修部分之间留下明显的区别，神庙虽然残缺不全，但仍然让它矗立着。希腊的博物馆里，那些建筑、雕塑的残件陈列在那里也很美。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主要是东方建筑以砖木结构居多，完整而脆弱，房梁烂了的话，房子就毁了；而以希腊神庙为代表的砖石建筑，即便整个神庙的主要结构都损毁了，单是几根柱子立在那里，也能成为一道风景。
中国的古建筑维修，宜参考的是唐招提寺的修缮过程。“把大殿分解后，各个部件都拆下来全部编号，一一修复”，哪怕一个外行看到这些修缮过程的文字，都能猜想到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细心且专业性极高的工作，不是随便一个装修队就能做的，也不是设定完工日期加班加点能赶出来的。因此，工程招标常用的那种设定预算、工期的方法，在维修古建筑上是不合适的。
东方文物古建筑修复必须有自己的方法，不能照搬西方修缮模式。而这个道理并非人人都懂，也因此毁过不少东西。例如圆明园的修补就留下了新修部分的痕迹，结果被网友称为“三色冰淇淋”。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古建筑的修复工程，必须根据政府招投标的要求走程序。但单霁翔发现，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维修资格的工程队，和最后进到施工现场维修的工程队不是一码事。政府采购比的是谁最便宜，但在文物修复中，这种方式并不科学。出价低的施工队，往往会在工人、物料等方面尽力减少成本，出现不懂行的人用不合适的材料维修，造成越修越差的结果，就再正常不过了。
正因如此，他才说出了“古建筑修缮宁可停一停”这个观点，其出发点就在于，必须走招投标程序的这种机制，并不适用于古建筑维修。
三、经济收益不划算：“值不值”是个大问题
古建筑保护讲究“修旧如旧”。如果修完之后更坚固、寿命更长，但看起来像没修过一样，这才是至高的境界。但问题就在于，“旧”比“新”更费钱。
真正做到“修旧如旧”，要细致到什么程度？单霁翔以故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倦勤殿为例讲解如下：“地面上铺的竹黄，是文人做笔筒用的材料，地上的金砖必须是苏州造的，墙上的通景画，用的材料中有一种植物只有安徽山里面才有，于是工作人员就去千里以外寻找并运回来。”
作为中国人的脸面，故宫的修缮做到这种精细程度无疑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然而能不能推而广之，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盖新房子工期短，盖完能卖钱；维修古建筑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维修完也并不能增值。因此，有政府拨款、门票收入以亿计的故宫可以不计成本地修复每一个细节，但没法用这种标准要求每一处古迹。很多没能争取到“文物保护单位”名分的古迹，不要说维修经费，连基本的运营经费都不一定够。经济这本账，是国内大部分文保单位最在乎的。
真正能促使文保单位投钱修缮的，恰恰也是经济利益。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保单位等，这些名头对文保单位的主管部门来讲都是摇钱树，有了这些名头就可以干很多盈利的事。为了争取这些名分，先期投资修缮古迹就是一门有利可图的买卖。
城隍庙内骨灰堂
以江苏泰州城隍庙为例。2003年，泰州市政府斥巨资，动迁庙内住户62家，拆除庙内违章搭建。2004年，按历史原貌对城隍庙进行了整体修缮。同年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于2006年成功入选。
刚才说过，成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就会有很多盈利的空间。泰州城隍庙后来干的事可谓惊世骇俗——收费存骨灰。2013年，泰州城隍庙内建起了一个福星殿，个人只要捐赠3680元至268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永久性“福位”存放骨灰盒。不仅能放骨灰盒，还能“预售”！人在世时买下一个“福位”，可以把名字写在红布上放在箱内，去世后再换成骨灰盒。
这样荒唐的行为很快被叫停了，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古建筑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想象中，古建筑保护应该遵循“政府拨款——民间集资——专业修复——免费或低价向游人开放”这样的发展模式，而实际上往往是两种模式：1.“无利可图——Gameover”；2.“有利可图——政府拨款——民间集资——（可能）专业的修复——高价向游人开放——搞其他盈利操作——进行破坏性保护”。
城隍庙里边放骨灰盒，还按照缴费多少分出三六九等，没死的还可以预约占位。尽管主管部门声称挣来的钱会用于保护古建筑，但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破坏性保护”，因为它破坏了文物古迹应有的严肃性。来庙里游玩上香的游客，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对着骨灰盒磕头……
四、地方领导不重视：受政绩观驱使对古建筑不上心
以上的种种“破坏性保护”乱象，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字：无用。更具体地说，是对主管部门的领导没有用。领导为官，要的是政绩，而政绩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盖一座新楼远比修一座旧庙来的划算。
文物古迹方面，唯一看得见的政绩就是使古迹“升级”，从省级文保单位升级到全国级，或从全国文保单位升级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都能够成为一些主管官员的政绩。除此之外，文物方面的事不会引起官员的过多关注。
另外，文化局、文物局等单位都是同级别单位中最弱势的，到这类部门任职的官员通常会被视为仕途受挫，如果岁数大一点，则更被视为仕途的终结、养老的闲职。这种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心思好好拯救文物，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主管文物的领导未必懂文物，造成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也是“破坏性保护”常见的一种成因。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在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时，曾披露外行领导损毁长城的案例：山东莱芜现存一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长城，因年代久远，外观看上去很破败，但单论史料价值，要高于明长城。主管领导想修缮一下，但又觉得光秃秃的不好看，没法参观。于是下令把那段古长城拆了，用钢筋水泥造了一段像八达岭那样的长城。
董耀会讲的这个例子，非常直观地展现了一个不懂行的领导，是如何在政绩观（好看，能吸引游人参观）的驱使下，对文物古迹进行了“破坏性保护”。修过的长城的确比以前结实了，也又游人愿意参观了，甚至可以当做政绩工程宣传一下了。唯一的遗憾是，存续两千多年的文物没了。
结语：
单霁翔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曾当过十年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由他这样身份的人说出“古建筑修缮宁可停一停”，可想而知这背后有多少心酸与无奈。除了他讲的招投标模式外，还有很多因素会造成古建筑的“破坏性保护”。想理顺这些体制机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