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空间的罗马古建筑是否背弃了希腊民主思想？
西方有句俗语说，古希腊留给后世的是它杰出的文学、艺术和哲学，而古罗马留给后人的则是它的引水渠、凯旋门和公路网，它们至今依然覆盖在欧洲、北非以及中东等地。这话尽管有一些笼统和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古代希腊人确实以其精神和思想上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而闻名。相较之下，罗马人则显得更为脚踏实地和宽容变通，更让人称赞的是其领土的广阔和社会制度的健全。在罗马人留给后人的诸多遗产中，最能令人从感官上直接领略其成就的便是古罗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遗迹和城市遗址。
就文物古迹的代表性和重要性来说，最突出的当然还是古罗马城本身。尽管已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我们还是可以在现代罗马城的中心看到保存下来的高密集度的古建筑群，让访客穿梭其中之时，有意无意地感受到这些依然辉煌的残垣断壁中蕴藏的过去和它们曾经见证过的扣人心弦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迹与罗马全盛时期的古城相比不过九牛一毛。一位历史学家曾诙谐地说过，中世纪时期，古罗马城直接变成了最大的建筑原材料回收厂。这即是指，在罗马帝国沦陷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古城被弃，人口萎缩，辉煌不再，周围的人想把原来的建筑清理掉，来当作其他用途的建筑材料，但即便如此也没能完全抹去当年的深刻痕迹，可以想见这个城市早期发展的规模。
六月初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古典讲座系列中，来自杜伦大学古典系的艾米·罗素（AmyRussell）教授就试图探索古罗马城建筑群所蕴藏的意义，在讲座中，她探讨的重点不在于它们的审美功能或物质价值，而是关注其政治作用，也就是古代建筑规划如何在特定的体制中发挥相应的政治作用的。
为什么无声无息、没有生命的建筑群体可以和千变万化的、由人主导的政治扯上关系呢？
在彻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空间是如何被当代西方学者们在理论上定义和区分的，这涉及到西方政治传统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首先，在学者们看来，跟社会有关的空间可以划分为两类：公共和私人空间，两者带有尖锐的对立性,而这个反差要放到古希腊特有的城邦民主制度里才能有最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城中，公共空间是一个凸显和维护所有公民之间彼此平等的舞台（这里不包括奴隶、移民和妇女）。公共空间里所涉及的所有互动都是在绝对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同时加深这种公民间不分彼此的平等（equalityamonginterchangeablecitizens）。它与有隐蔽性的私人空间有着鲜明的对比。私人空间中家庭财富的积累和祖先的荫庇无法转换到公共空间的平台中，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一前提下，古希腊的公共空间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民主意识形态的产物。
也就是说，以城邦民主制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是在完全平和透明的前提下，不断提供给所有公民共同管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场所。例如，在雅典城邦的中心区域会举行体育赛事，如一直延续至今的奥林匹克竞赛，还有对所有市民开放的集会中心和交易市场(agora)，以及各种各样由雅典全城甚至全体希腊城邦参与的政治、宗教和社区的公开庆典。这些活动多由官员在民间自行组织和协调，通过社会实践来加强和提高公民的平等参与以及共同体的公平公正。雅典如此强烈的平等思想可以追溯到两个相关概念的产生。一个是isegoria——平等的政治集会发言权，另一个是isonomia——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公共空间与和继承先天差异、延续家族优势和注重个人喜好的私人空间必然产生反差。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尽管私人空间也受到保护，但它无法和公共空间的决定性意义相提并论，而后者才是体现公民最高价值和追求的场所。
除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基本区分外，还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这就是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提出的“召唤（Interpellation）”，它被用来补充我们对公共空间政治作用的认知。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通过平时一些看似自然的社会流程让自由个体臣服于社会规定的次序。无论何种政权，若想使其有效运转，则一定会制定出一些特有的身份，然后将每个个体不断召唤到被制定的岗位上。比如在参加一些特定仪式时，不需别人多言，其自身会马上知道如何进退，如何讲话，这些自我约束行为复制了个体在社会上被制定的身份。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影响的对象永远是人的主观意识，而非任何物质上的走向。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古代雅典的政治空间就是一系列召唤公民自我意识的个体。应该说，没有这个平等、公正的政治空间及其所承载的民主活动，雅典的公民就无法在事实上成为真正的公民。按照这个逻辑，原为物质的空间建筑转身变成了左右个人身份的一大因素，因此才会有空间促成政治这一说。按照古希腊的标准，罗素展开了对古罗马政治空间的探讨，其核心问题是：古罗马的政治空间是否符合民主思想？
罗马广场。
有很多迹象表明，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完全执行古希腊的平等理念，这一点在罗马广场空间的运用上可以得到体现。罗马广场（forum）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集会议事和产生政治决议或法案的重要地点。在这里，广场的建筑和陈设的纪念品在悄无声息中提醒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公民履行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罗马广场中有两个重要建筑，一个是演讲台（rostra），另一个就是元老院议事堂（curia）。这两个标志性建筑充分体现了罗马共和国阶级分明的政治特色。能站在演讲台演讲的多为政治家、政府官员（Magistrate）和受到邀请的特殊人士，只有这些群体才可以在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演讲台上向台下聚集的民众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个演讲台同时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质，因此给登台演说的人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威信。元老院议事堂则是专属罗马元老聚集的场所。这些元老属于上层阶级，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推崇精英、抑制大众的格局里，一些学者认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空间毫无民主性可言，但罗素不认同这个观点，她的反对立场是建立在这一时期与罗马帝国时代的对比上。
当我们拿此时的广场与帝国时期的广场相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不同。罗马帝国时期，整个帝国权力的最高决策者是元首本人（princeps），也就是实质上的帝王。当奥古斯都取得最高权力后，他将广场迁移并进行了改建。新建筑群的外形规整有序，样貌整洁，看得出是统一规划的结果。另外，广场的进出口狭小且封闭，易于管制，所有人员必须身穿托加（toga）才可以进入。之前的广场四通八达，民众可以自由穿梭，而新的广场是封闭式的，不能通向其他地带，所以不会有人在此辗转路过。新广场内还陈列了许多雕刻精美的雕像，所刻画的大多是古罗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个安排完全是奥古斯都授意的。奥古斯都传记中记载，这位元首曾说过，他选择把这些杰出人士的头像雕刻在墙上，是想让公民缅怀先贤，来督促他和他的继任者不忘其应尽的责任。后来，新帝国的广场还建造了许多娱乐舞台,以至于原本应该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被表演所取代。最令人痛心的例子是，公民投票的场所被改造成了角斗场，仿佛验证了罗马政府安抚民众靠的是面包和马戏（breadandcircus）的说法。通过这些空间上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出帝国时期的广场建筑将民众定位为旁观者或观众来召唤，直接抹杀了公民参与和左右政治的主动性，而让他们成为所谓的围观者/旁观者。现在我们回到最先的问题，怎么评判罗马的公共空间从共和国时期到帝国时期的转变？这两个时期到底有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可言？
罗马角斗场。
罗素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社会尽管缺乏阶级间较强的平等性，但和后来的帝国时期相比，还是展现了更多的民主因素。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掌控政治的主要是贵族出身的元老们(senatorsfromthepatricianclass)。他们大权在握，以至于有的时候一些重要的政治谈判和会议甚至直接在私人住宅中举行。即便旧广场也包括一些有私宅性质的建筑元素，而这些空间召唤罗马公民的角度是引导他们如何作为依附贵族的下属和附属阶级。这些显然都是违反了古希腊的绝对平等和严格划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民主核心理念。
但是，在共和国时期，掌控罗马政治的是一个完整的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因此个体贵族之间竞争激烈，这个趋势几乎影响了共和国时期所有的政治发展，共和国晚期尤其如此。因而，当时广场上的建筑也并不像帝国时期那样，是在奥古斯都一人的意愿下统一设计的，而是体现了更多的有机性和多样性，由不同贵族人士在不同时期内慢慢堆积和延伸，其中包括一些有纪念意义的雕塑和艺术作品也都讲述着不同家族的丰功伟绩，以不同声音召唤着所有罗马公民为共同体而尽力。因为没有系统管理，公民享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可以通过不同的出入口进出，在广场内任意穿梭和驻留。在这个基础上，罗素还提出了见证意识（ideologyofpublicity）这个理论来支持她的观点。尽管有时一般公民不能像贵族那样直接主导政治，但他们依旧可以裁断上层之间的竞争，或者通过多方的监督和裁判来确定其合法性。而旧广场的开放性和透明性恰恰召唤着公民以民意来影响贵族的行为，见证和评判政客在公共空间的一言一行。从这一角度看，这一空间在召唤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方面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尽管这些建筑维护了下层和贵族的不平等关系，但召唤罗马公民的是众多贵族，而不是集权力于一身的元首。因此可以说，共和国的广场建筑所提供了多样化、个体化的声音，尽管他们都同属于上层阶级。而帝国时代却是围绕着一个人统治的声音，由上至下一以贯之。奥古斯都说，我选择把这些杰出人士雕刻在墙上，是想让罗马人不断督促我自己和我的继任者，这句话值得推敲。在此前的政治空间中，公民享有更广泛的参与空间，广场里的人物雕像是为了召唤公民自身来担负政治责任，以至不辜负前人的榜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受到元首的督促或者祈祷最高统治者做得更好。
在这些层面上，古希腊最理想的公民平等和积极参与，共和国时代的多元召唤和见证意识，以及帝国时代的一人集权和民众围观都深深地印刻在建筑身上。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下，公共空间召唤和公民政治身份之间的连接已经深深烙在了西方政治思想中，并不断地影响着其城市规划的话语意境(discourseframing)。在西方国家里，民众很自然地会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讨论中去，比如如何建立充分完善的公共空间，如何传达政治思想，如何利用空间来促成对公民身份的认知。在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版图里，特别是历史相对悠久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小村庄都有意识地设置所谓的公共空间，通常是在教堂、议会厅和意式广场（piazza）周边等。除此之外，大到市中心著名地标，小到高速公路两边的广告，都渗透着这种对公共空间的讨论。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所留下的风格独特的建筑原来也包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在这样一个引人思考的典范前，处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应该为后世留下些什么呢？
